頤和園變身人民公園

“文革”開始后，文物變成了四舊，紅衛兵小將不但要破四舊，我們還接到通知，摘掉頤和園大匾，改換成“人民公園”。

大約是1967年的一天，園里突然接到通知，頤和園改人民公園。我負責木工，連夜帶人做新匾。用纖維板做，2.4米長，1.2米寬，用白漆鋪底，寫上黃字。第二天新匾就上墻了，同時換掉的還有佛香閣的匾，改成了“向陽閣”。

陳文生回憶說，搶收文物庫只有干部參加，我還是群眾不能參與。所有大殿的家具不撤，文物要收起來，所以家具被損毀的很多，但文物都保護下來了。

還是說外頭的文物吧。外頭長廊上的畫兒才子佳人不行，得涂了去，必須掛主席像和語錄，長廊接一間一個語錄，掛在柁上；亭子那兒，兩個主席像，一邊一個，一直到長廊西頭。紅衛兵看見還不行，有一張主席像邊上的畫兒上有老虎，對著毛主席不行。誰掛的，得斗他，我們拿大白抹上，把老虎遮上。游人看著新鮮，用手一抹，里面的圖案又顯出來。小將們還是不干，有人想出辦法，這辦法不是好辦法，就是用“鎧光漆”蓋，這樣一來，很多彩繪原始圖案就出不來了。“文革”后期，拿大白涂的都擦出來了，拿鎧光漆涂的就擦不出來了，那會兒毀了不少。

當時的匾都摘了。匾摘了，沒地擱，沒庫房。哪兒摘的就附近擱，附近保存。像小蘇州街石舫后面那一帶的都擱在穿堂殿后面，就那廊子里頭，包括長廊西頭這邊；長廊的匾，都擱東邊了，就在樂壽堂后九間后面的廊子里，那時候都是匾；諧趣園這邊的都擱在南大院，對聯、匾都擱那兒。

大門外倆獅子也不行，那是封資修的東西，不行，得搬走。仁壽門那個壽山石，不行，得封上，弄個標語塔，拿標語整個封上，沖著仁壽殿掛上“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什么的。狻猊正沖著“四個偉大”，紅衛兵說這不行啊，趕緊封上，封上也不行，該給砸了，我們趕緊寫語錄，寫了語錄就誰也不敢動了。釘一四方的框，四面寫上語錄。這樣獅子才保護起來。包括排云殿倆獅子都寫語錄封上。不寫就讓你搬走，想搬到耶律楚材祠，準備把這些獸都放那兒，但幸虧沒放那，要不就毀了。“文革”期間文物保護的還行，整個文物都撤了，地面文物都用標語塔封存……

匾額上的印章是我刻的

到1970年，通知恢復頤和園原有的匾額。可我們發現，很多匾額上的“金印”都被扣走了。

陳文生說，有“大清皇帝光緒的，也有大清皇太后慈禧”的，幾十方印，我每天刻一方，用了20多天才補齊，現在很多匾額上的印還是我當年做的。

陳文生回憶，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頤和園要增加展陳文物。我們看故宮有鐘表展，所以也弄了個鐘表展。但這些表歷史久遠，所以都有些小毛病需要修理。我就自己修，不會修的時候就去故宮找修鐘表的第二代人，一位姓馬的師父學習。我還到菜市口委托商行花了5塊錢買了個大表。拆了修，修了拆，反復琢磨這個表，怎么走的快、怎么走得慢。

在頤和園里有200多塊鐘表，我修好了幾十塊，就開始在仁壽殿南殿開了一個鐘表陳列館，金恒貴先生給寫得大牌子，到現在還在呢。這個館單賣票，每個鐘表都配好鑰匙，一天表演幾次，如何上弦我都交給解說員。因為這些老鐘表不能總上弦，所以鐘表展開了些日子就只陳列，不表演了。

陳文生說，我在頤和園呆了幾十年，也修了幾十年，什么都修過，大到古建，小到鐘表，什么需要就修什么，這就是文物單位的特點。因為頤和園是一座活生生的園林，她需要保護，也需要保養……

 圖片資料由北京頤和園管理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