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鄒魯的解讀是對的，惟時間應是1893年。據夏東元《鄭觀應年譜長編》所載，鄭觀應以招商局幫辦身份，從1893年2月起，從上海攜招商局文案吳瀚濤巡查長江各分局；5月19日，接到其父鄭文瑞在澳門病逝的消息；5月22日，自漢口回粵奔喪。在澳門“守制”一段時間后，9月9日，與吳瀚濤一起經香港回滬。又據《孫中山年譜長編》，孫中山1892年12月18日前到澳門行醫，1893年9月25日在《鏡海叢報》刊登《聲明告白》稱“本醫生有事晉省”赴廣州（《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61、65）。按當時航速估計，從漢口乘船到澳門應不超過一周時間，5月底可抵達。從1893年5月底至9月8日，孫、鄭二人同在澳門時間超過3個月，至少會面兩次。鄭觀應第三子鄭潤燊轉述乃父回憶：“孫中山至少兩次到過澳門鄭慎馀堂，也到過上海的家中”。（《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冊，頁348）

他在澳門受鄭觀應的感召，開始從事政治活動。鄭隨后將孫中山有關自種罌粟的建議，寫進了《盛世危言·農功》篇中。此時坐在鄭觀應身邊的秘書吳瀚濤，是1895年廣州起義中預定的四大“統領”之一。（《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82）他們的會面，介紹人就是陸皓東。

1911年11月中旬，孫中山在《我的回憶》中說：“正當我在澳門為開業而奮斗，而我的奮斗又由于葡萄牙醫生的歧視而四處碰壁的時候，一天晚上，有一個歲數和我差不多的年輕商人來訪，……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548）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在1897年、1911年兩次回憶此事時，用的是同一個詞“加入”（join）。也就是說，直到1911年武昌起義后，孫中山都不說自己創立了興中會。

陸皓東自上?；剜l以后，在順德杏壇投資經營“興利蠶子公司”（丁身尊：《關于孫中山在順德縣創辦蠶子公司的調查材料》，《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冊，頁240-241），在順德大良開設綢緞莊（李伯新：《孫中山史跡憶訪錄》，頁90），與孫氏所述“一個歲數和我差不多的年輕商人”吻合；此事發生的時間，是“由于葡萄牙醫生的歧視而四處碰壁的時候”，也即1893年夏秋之間。“那一晚我加入了Young China Party”，即加入興中會，介紹人正是陸皓東。

據黃健敏所引陸燦手稿《陸皓東公事略》：“前滬寧鐵路總辦、旅滬邑人鄭陶齋欽仰其人，認為誼子”（《翠亨村》，文物出版社，頁214）。“認為誼子”一說，證明了鄭、陸兩家存在特殊關系。陸皓東在上海出生，到12歲父親去世后才回鄉，后又到上海電報學堂讀書，而鄭觀應曾任上海電報局總辦。陸皓東之嗣孫陸玉昆、陸玉良在《對〈革命第一烈士——陸皓東傳〉的幾點補正》中談到：“鄭陶齋與先曾祖父曉帆公在上海合資經營生意。”（臺灣《近代中國》1989年第8期）

鄭觀應曾在《致梁綸卿道友書》（《鄭觀應集》下冊，頁35）中自言：“弟昔與閣下及陸曉帆兄同盟，善相勸，過相規。不幸曉帆已先逝世。自愧福薄多難，靡所成立。”陸曉帆即陸皓東之父。此函受主梁綸卿，是鄭觀應幾十年的老朋友。1914年，鄭觀應立遺囑時，梁是唯一的“知見人”，即此可見交誼之厚。鄭、陸、梁三人“同盟”，陸氏早逝，故鄭以陸子皓東為“誼子”，且多有照拂，也在情理之中。鄭、孫的首次見面，由兼有鄭觀應“誼子”、孫中山“死黨”雙重身份的陸皓東引介，最為合適。正是有陸皓東的牽線和事先鋪墊，兩人才能一見面就談到政治改革甚至反清這樣敏感的大問題。

鄭觀應銷毀證據

在1894年初版的《盛世危言·農功》篇中，赫然出現了這么一段話：“今吾邑孫翠溪西醫頗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試種鶯粟……尚欲游學歐洲，講求新法，返國試辦。”文中“吾邑孫翠溪西醫”，必是孫中山無疑。等到1895年鄭觀應修訂該書時，則改稱“今粵東有肄業西學者”。鄭氏用新的八個字換掉原來的八個字，用的是傳統刻書行業常用的“挖補”方法。顯然，鄭觀應要掩蓋他與孫中山非同尋常的關系。

鄭觀應若在1895年10月26日起義失敗以后刪改此文，毫不稀奇。但是，種種跡象表明，鄭觀應早在1895年5月前就已作了改動。當年4月20日，江蘇布政使鄧華熙派人將此版《盛世危言》抄寫后恭呈御覽，5月14日接到朱批：“知道了，書留覽。”光緒帝閱后命總理衙門刷印2000部，發給臣工閱讀。設若該書中赫然出現“吾邑孫翠溪”字樣，10月26日廣州事敗后鄭觀應必定難逃風險。事實上，10月26日之后并無告發之事發生。據此，似可作如下推論：在4月20日這一進呈本中，“吾邑孫翠溪”已被刪改。《盛世危言》進呈本現藏于故宮博物院，若能加以核對，真相不難大白。

1893年夏秋之間孫中山會見了回澳門奔喪的鄭觀應，加入了興中會（Young China Party），冬初到廣州聯絡同志，召開了“抗風軒會議”；年底，孫中山按照與鄭觀應商定的計劃，起草《上李傅相書》；年底或1894年春，鄭觀應將孫中山有意往海外學習農業技術、自種罌粟的設想寫進《盛世危言》中；1894年春，他到上海，經鄭觀應介紹，認識了王韜、宋耀如、陳廷威，遂請王韜潤飾《上李傅相書》；鄭觀應致函盛宣懷，為孫大力吹噓，希望安排面見李鴻章，并申領出國考察農業護照；李鴻章碰到中日在朝鮮的沖突，無暇也無心接見；孫中山回滬，鄭觀應為他向江海關領到護照前往檀香山，并安排將《上李傅相書》刊登在上海出版的《萬國公報》上。

     在1895年初香港興中會成立前的重要關頭，孫中山派陳少白到上海“總部”謁見鄭觀應，商討下一步行動計劃。不久，鄧華熙將《盛世危言》進呈給光緒皇帝，獲得嘉許，鄭觀應因此燃起了和平改良的希望，決定與孫中山分道揚鑣，但他仍在5月份專程到香港，呆了一個月（見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冊，頁457頁下注）。兩人是否又在香港、廣州見面？迄未看到相關記載。

易惠莉早已注意到：“鄭觀應1895年5、6月份在廣東，對孫中山革命黨人準備廣州起義的活動不可能毫無所知，從當時何啟等在港中西方人士較深地涉及孫中山的起義活動看，再就此前孫中山與鄭觀應的關系看，革命黨人此時曾與鄭觀應有所聯系也不無可能。”（《鄭觀應評傳》，頁485）遺憾的是，易惠莉未能繼續深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