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子：袁中偉；蛐蛐兒：李君旭

    蛐蛐兒：“膽小軟弱”的小才子

    蛐蛐兒的真名叫李君旭，他是七十年代真正的青年才俊，長得風流倜儻，一米八幾的個兒，有些微卷曲，渾厚的男中音，普通話非常標準，他小學時就是杭州市少年兒童普通話競賽一等獎，他的作文常常被語文老師當范文在班上朗讀；李君旭有很好的外表和才華，女生都喜歡他，是許多女同學心中的白馬王子，常常以曖昧的心態欺負他，他從不反擊。李君旭的父母是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父親是第一醫院院長和浙江醫科大學教授，“文革”中雖然也受到了沖擊，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還沒有被剝奪。家里又有良好的海外教育的背景，他是同學們公認的杭州才子，男女同學中，人緣都很好。

    李君旭那時在杭州汽輪機廠當工人，外號叫瓜子的袁中偉在杭州半山電廠當工人，他倆是同班最要好的同學，蛐蛐兒是才華橫溢，風流倜儻的青年才俊，袁中偉是思維縝密，深諳世事，有遠見卓識的青年。他們還有兩位同學，浙江建設兵團的阿斗，在農村插隊外號叫大耳朵的呂建樹，當然還有一些不是同班同學，只是校友或有著同樣情趣的熱血青年。雖然分布在各處，但他們仍然常常聚會。聚會總是在蛐蛐兒家舉行。蛐蛐兒的家是那種有前后門的老式三層樓帶閣樓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樓梯,白天也要開燈,有一種地下交通站的氛圍。蛐蛐兒家那間十幾平米的低矮閣樓，竟成了他們這幫熱血青年激揚文字揮斥方遒的秘密據點。總理逝世以后，“四人幫”加快了篡黨奪權的步伐，袁中偉等人的聚會也更加頻繁，總是在一起議論時局，暢談看法，閣樓里的燈光經常徹夜通明。

杭州市里蛐蛐兒、瓜子、大耳朵等一幫熱血青年

    蛐蛐兒創造“總理遺言”

    1976年2月5日，呂建樹從他插隊的農村回到杭州，袁中偉、李君旭、阿斗、呂建樹、晨光等一幫人都聚集到呂建樹家里。大家圍著火爐烹狗肉議時政。大家一起議論到剛剛下發的中央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層人事變動。對時局的憂慮，對祖國前途命運的擔心，讓這幫熱血青年更有了一種“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他們談到了華國鋒，談到了為什么不讓鄧小平當總理，談到了周總理的偉大一生，就在大家議論總理逝世后會不會留下遺言，如果有遺言內容如何等問題。以往總是很亢奮的蛐蛐兒卻顯得異常沉默，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他的腦子里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轉動，他將這幫熱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論、觀點、設想、猜測、希望……一絲一縷地融進自己的大腦，然后經過消化、過濾、融合，不動聲色地構思創作了一份震驚中外，迅速傳遍大江南北的“總理遺言”。他筆下的這份“總理遺言”文字簡潔節制、分寸把握精當，極符合人民心目中周總理的秉性與風格，更為重要的是符合那個“非常態”的政治年代內心普遍有著壓抑情緒的民眾的心理渴望與政治寄托。

    “總理遺言”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給鄧穎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經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孩子當好普通一兵。

    戰友周恩來

    1975.12.28

    第二部分較長，也就是當時轟動全國，震驚世界,幾乎被人人抄錄的著名的“總理遺言”：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術以來，病情曾有短期穩定。從下半年開始，癌癥已經廣泛擴散，雖然自覺尚好，但離見馬克思的日子確實不太遠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匯報一下近來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間，主席對我親切關懷使我十分感動，主席年紀大了，要注意身體。有主席為我們黨和國家掌舵，是全國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這些日子，主席在遵義會議時和我的談話歷歷在目，百感交集。不能為主席分擔一些工作，我十分難過。為了我們祖國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幾年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解決問題上，提高都很快，對此我極為高興，我們黨后繼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問題，處理還要果斷，為黨多做工作。

    朱德和葉劍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鍛煉身體，當好主席的參謀，具體分工可以擺脫些，但你們所處的地位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我們老一輩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戰斗精神，保持革命晚節。

    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了主席判斷的正確。要保持那么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志，多承擔責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壓力更大，但只要路線正確，什么困難都會克服。

    春橋同志能力強，國務院的工作，小平、春橋要多商量。

    同志們，長期以來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顧自己所走過的路程。在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遠不能忘懷那些在我們前面倒下的先烈，我們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惲代英同志分別時，他說:“當中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生活的時候，我們能活著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們，死者會聽到我們的聲音的。”多少年來，我總想著，用什么來向他們匯報呢？……在此彌留之際，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內疚……

    展望本世紀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壯麗前景,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 注：此段落為本文作者對“周總理遺言”的評論)這一段話，把總理的親民形象，把人民的幸福生活尚未實現，愧對先烈的悲哀，把扭轉階級斗爭為綱邁向現代化的憧憬，刻畫得蕩氣回腸，這能不喚起人民對總理的懷念？能不激起人民對總理囑托小平擔當國家大任的擁護，衷心希望小平受命于危難之際，為國家的繁榮昌盛，人民的生活幸福，而力挽狂瀾。

    “死對于共產黨員來說算不了什么，因為我們把生命交給了人民的事業，而人民的事業是永存的。唯一遺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們一起前進，加倍工作，為人民服務了。同志們一定要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關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請求:

    將我的病情發展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

    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應力求簡單，請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詞。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別了，同志們！

    周恩來

    1975.12.29”

    ( 注：此段落為本文作者對“周總理遺言”的評論)這份“總理遺言”，無論是說話的口吻；無論是對當時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中央領導人評價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無論是對中國革命歷史的了解；無論是文字的干凈簡潔和節制、不張揚……一切都像極了人們心目中周恩來為人處世的秉性和風格。所以這就體現了當年這個“總理遺言”炮制者的文才和水平，后來這位青年人說：他研究了胡志明的悼詞，研究了任弼時的悼詞，看了很多這類東西，看了周總理講話的大量文稿，琢磨他的文風和語氣。實際上“總理遺言”的撰寫是一氣呵成。